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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美国黑暗性病试验史:令受试者与患病者性交

http://www.kexue.com 2012-05-23 09:52:34 环球科学杂志  发表评论

 美国的性病实验让费德里科•拉莫斯承受了长期病痛。 

  20世纪40年代,一批美国医生在危地马拉蓄意让上千人感染性病,到今天,当年的受试者仍然饱受性病的困扰。

  撰文 马修•沃尔特(Matthew Walter)

  翻译 高天羽

  那些针,是在没有提醒或给出解释的情况下扎进去的。1948年的一个周五,危地马拉陆军的低阶士兵费德里科•拉莫斯(Federico Ramos)正要离开军营去度周末,上面却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去一家由几个美国医生经营的诊所报道。

  拉莫斯步行去了这家诊所,医生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针,并叫他周末结束后再来打一针。作为补偿,拉莫斯的指挥官给了他几枚硬币,让他找个妓女快活快活。拉莫斯参军两年,在头几个月里,这样的事一共发生了几次。现在回想,他认为当年的医生是在故意让他感染性病。

  拉莫斯现年87岁,他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忍受那几次注射带来的危害。退伍后,他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偏远的村庄,坐落在危地马拉城东北的一处陡峭山坡上。即使到今天,这个名叫拉斯埃斯卡雷拉(Las Escaleras)的村子都没有通电,而且缺医少药。直到拉莫斯年届不惑、也就是接受注射近20年后,他才去拜访了一位医生,确诊患了淋病和梅毒;治疗的费用,他无力承担。

  “因为缺少资源,我一直待在老家,试着自己治好自己,”拉莫斯说,“感谢上帝,我在有些年头会感觉好点,但接着就会复发。”过去几十年里,他常常会在排尿时疼痛流血,他的病还传染给了妻小。这些,都是他上个月在家中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透露的。

  拉莫斯的儿子本杰明表示,他也是一辈子受到各种症状的困扰,比如生殖器发炎;他的妹妹一出生头部就有溃疡,后来一直脱发。拉莫斯和他的子女都把美国看作他们几十年饱受性病之苦的祸首。“这是美国的一项实验,目的是检验性病对人的危害。”本杰明说。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性传播疾病(STD)的实验,活到今天的受试者寥寥无几,拉莫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美国政府派出的研究人员和危地马拉同行一起,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对5 000多名当地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儿和妓女进行了实验。他们让1 308名成人接触梅毒、淋病或软疳,有时还利用妓女来感染囚犯和士兵。这些实验在2010年披露后,拉莫斯和其他受害者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奥巴马总统正式道歉,他还委派了一个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要他们对当年的事件展开调查,并确认现行法规能否保障临床实验受试者的权益。

  当危地马拉实验的细节大白于天下,美国的卫生官员纷纷表示谴责,说当年的实验“可恶”、“可憎”。去年9月,生命伦理研究委员会在一份报告的结尾表示:“危地马拉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就算以涉案研究人员对自身做法的认识,以及当年医学伦理的要求来衡量,结果也是如此。”(见“伦理的演变”)

  不过,如果将这份报告和参与危地马拉实验的研究人员撰写的文件相对照,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更加复杂的图像。当年主持实验的年轻学者约翰•科特勒(John Cutler)曾经得到美国卫生官员的鼎力支持,连卫生局长也是其中之一。

  “科特勒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他不是单枪匹马在做这件事,”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Susan Reverby)这样评说——就是雷弗比发现了科特勒撰写的几份没有公开的实验报告,从而将这项研究公之于世。

  科特勒和他的上司们明白,自己的研究受社会上的某些人士待见。但在他们眼里,这些研究在伦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他们相信研究结果会带来广泛的益处,能帮助危地马拉改善公共卫生系统。这种种借口,都对今天的医学研究中可能发生的腐败提出了警示,因为西方的临床研究正日益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那里的低廉成本和大量等待治疗的病人。生命伦理学家担心,某些国家的松散法规和低下的伦理标准会让部分研究人员乘虚而入,在那里开展本国不允许的实验。“这件事的最大教训就是,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应该遵守同样的规范、准则和伦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临床中心生命伦理部担任代理部长、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成员克里斯汀•格雷迪(Christine Grady)说道。

  反梅毒战争

  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美国的卫生官员都忙着和性传播疾病作战。1943年,时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性病分会主席的约瑟夫•摩尔(Joseph Moore)估计,美国军队中每年新增的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35万,“相当于每年让整整两个装甲师或者十艘航空母舰退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在研究、治疗和宣传上花了很大力气。

  参与这场反性病战役的很多人后来当上了卫生高官——日后批准危地马拉实验的美国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en),当年就是公共卫生服务部的性病研究实验室(VDRL)的负责人,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两本书。这个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跑去管理NIH的研究经费办公室,而该办公室在1946年初为危地马拉实验提供了经费支持。

  约翰•帕拉斯坎朵拉(John Parascandola)曾经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担任历史学家,并撰写了《性、罪与科学:美国梅毒史》(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他表示,公共卫生服务部“曾经有个非常活跃的性病分部”。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在1943年就证明了青霉素能有效治疗淋病和梅毒,但他们对这两种疾病和其他性病的预防和治疗仍然有许多疑问。“那些人刚对性病有了初步了解,对这个课题还是很感兴趣。那是在上世纪40年代,性病分部的人当然不会觉得性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美国军方尤其想开发一套防病技术,以取代沿用了几十年的“专业设备”——要求士兵在性事之后,向阴茎中注入一种含银的溶液以预防淋病,还要在生殖器上涂抹甘汞油以预防梅毒。这种方法不单痛苦费事,而且不怎么有效。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在1942年底提出,为了验证治病和防病技术,亟需在受控条件下让人类感染性病。官员们就这个建议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展开了辩论,甚至恳请美国司法部长发表意见。最后,他们决定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座联邦监狱进行实验,使用自愿的囚犯作为受试者。

  科特勒就是奉命开展实验的医生之一。这项“监狱研究”始于1943年9月,当时科特勒28岁,两年前刚从医学院毕业。研究者将病菌直接放置在囚犯的阴茎顶端,想以此引起感染。这次实验建立的方法,后来又被科特勒用到了危地马拉。然而,研究者终究没有找到有效感染受试者的手段,缺少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步骤,防病技术的检验也就无从谈起。不到十个月,实验就被终止了。

  被囚的人群

  在特雷霍特的尝试之后,研究者开始规划一项规模更大的研究,就是通过所谓的“正常接触”感染受试者,具体方法是让他们和已经患病的异性性交。

  1945年,一名危地马拉的卫生官员在VDRL工作了一年,期间,他主动要求在他的祖国开展研究。这名官员叫胡安•富内斯(Juan Funes),是危地马拉性病控制部的负责人,是协助研究的不二人选。当时的危地马拉,卖淫是合法的,政府要求性工作者每周去诊所检查、治疗两次。富内斯负责一家大型诊所的监管工作,可以推荐得了性病的妓女参加美国的实验。科特勒和VDRL的其他科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们起草的计划得到批准,并获得了110 450美元的资助。

  危地马拉方面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研究项目涉嫌蓄意传播性病,明确违反了当时的危地马拉法律。但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危地马拉正在经历一次政治动荡,该国官员对美国的计划并不反对,像危地马拉公共卫生部长路易斯•加里奇(Luis Galich)就参与了美国的研究,甚至1945年当选总统的胡安•何赛•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也难逃干系,他对美国科学家在危地马拉开展梅毒研究一事,至少是有所耳闻的。对危地马拉的官员来说,美国的这次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利用美国的资金来提高自身落后的卫生条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特勒在1946年8月抵达危地马拉,开始筹备实验。他的计划是先通过验血来诊断性病,然后检验青霉素和一种名叫“orvus-mapharsen”的药剂的防病效果。起初,科特勒利用染病的性工作者来向士兵传播淋病,他和同事给这些性工作者接种了几种菌株,然后让她们与大量男性发生性关系。资料显示,有一名妓女在71分钟内与8名士兵发生了性关系。此外,研究人员还利用性工作者在一所监狱内开展了研究。

  可是,用这种“自然”的方法来造成感染也并不容易,于是研究人员改用接种法。他们用带病溶液擦拭受试者的尿道,或者用一根牙签将溶液送入受试者的尿道深处。在危地马拉的国家精神病院,科学家在男性病人接触病原体之前先将其阴茎划破,以此增加感染的机会;他们还在七名女性病人的脊髓液中注入了梅毒。

  根据美国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科特勒的研究组共使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人、219名囚犯和39名其他人士接触了淋病、梅毒或软疳。但委员会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感染,又有多少人被治愈。有些实验在精神病人、囚犯和军人之外,还用到了孤儿和麻风病人,研究人员对所有实验中诊断测试的精确性都进行了测定。

  委员会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科特勒在实验时获得过受试者的同意,虽然有几次他的确获得了军队长官、监狱官员及精神病院医生的许可。在一封写给他的上司、VDRL主任约翰•马奥尼(John Mahoney)的信中,科特勒坦白自己对精神病院的病人有欺骗行为,目的是给他们注射梅毒,然后治疗。

  科特勒和同事对待有些受试者的手段相当残忍。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个案例:美国医生用梅毒感染了一个名叫伯塔(Berta)的女精神病人,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都没有为她治疗。伯塔的身体越来越差,又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科特勒报告说她已濒临死亡。这时,他又一次用梅毒感染了伯塔,还把一个淋病患者的脓汁注入她的眼睛、尿道和直肠。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伯塔的眼睛里渗出脓汁,尿道里流出鲜血,不久之后就死了。

  不过,科特勒在危地马拉也做了一些好事。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在军队医院里发起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还为陆军制定了一个疾病预防计划。他为孤儿治疗疟疾,游说上司为陆军提供青霉素(但遭到拒绝),还为当地培训了一批医生和技术人员。另外,他还帮助142位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可能都患有性病,但不是在他的研究中感染上的。

  他在报告监狱研究时写道:“对方很欢迎我们的团队,无论是监狱管理人员还是囚犯都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而这些东西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我们因此觉得,这个治疗项目是值得的,也是完全正当的。”

  到最后,科特勒的实验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功,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在不使用极端手段的前提下感染受试者。他后来获准将实验从1948年6月延期到当年12月。那年年底,他离开了危地马拉。此后,其他研究人员公布了部分验血结果,但科勒没有公布他对防病技术的研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指出,他的那些实验不仅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而且在筹划和执行上都十分糟糕。

  一段显赫的职业生涯

  虽然经历了种种失败,但科特勒的履历倒是因为这些研究变得光彩起来。回国之后才几个月,世界卫生组织就委托他带队去印度,指导对性病的诊断和治疗。上世纪60年代,他又前往阿拉巴马州,在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Tuskegee experiment)中做研究带头人——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对数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研究了几十年,却始终没为他们治疗。科特勒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里干得风生水起,后来又在匹兹堡大学当上了国际卫生教授。2003年,科特勒逝世,而危地马拉实验的揭露还要等到很久之后。

  迈克尔•乌吉安(Michael Utidjian)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上世纪60年代末在匹兹堡大学工作,曾和科特勒合作过两篇论文。据他描述,他的这位前同事对性病研究相当尽心,对国际研究也很有热情。“在印度,他用青霉素治疗了几种较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但伍提健也表示,科特勒是一位有缺点的研究者,“我觉得他不算是一流的科学家,在研究的策划上也不杰出”。两位科学家合作检验了一种局部预防技术的效果,但实验相当糟糕,结果“没有什么价值”。

  在危地马拉,那些受试者的下场比科特勒凄惨得多。在拉斯埃斯卡雷拉那所铁皮屋顶的房子里,当年的受试者拉莫斯已经皮包骨头、举步维艰,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加上牙齿掉光,更叫人难以理解。他说,他一直拖到大约十年前、痛得无法小便时才去看病。他的儿子将他紧急送往医院,医生给他插了一根导尿管,后来又做了一次手术。

  冈萨罗•拉马雷斯•蒂斯塔(Gonzalo Ramirez Tista)和拉莫斯居住在同一个村子,他说他父亲塞尔索•拉马雷斯•雷耶斯(Celso Ramirez Reyes)也曾在军队服役的三年里参与那些实验。那些科学家要求他和感染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还给他打几针,没过几天,他就发现自己的阴茎里流出了脓水。“他离开军队时还有那样的症状,后来还传染了我母亲,”蒂斯塔说。退伍后的雷耶斯饱受淋病的困扰,身体溃烂、视力下降,而且容易困倦。

  和拉莫斯的家人一样,蒂斯塔也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赔偿诉讼。他和拉莫斯都无法用档案支持自己的主张,但危地马拉人权调查办公室的帕布罗•维纳(Pablo Werner)医生仍对这两起案件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拉莫斯和雷耶斯的叙述,可以由他们的参军时间和他们提供的病例细节得到证实。另外,科特勒曾在论文中列出一份档案,调查人员据此整理出了一个受试者数据库,雷耶斯的名字也在其中。

  永不再犯

  不久前,美国司法部要求将赔偿案件驳回,理由是法庭不是处理此事的“恰当平台”。不过在去年9月,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却建议美国政府建立一个一般性的赔偿机制,为那些在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到伤害的受试者提供赔偿。

  今年1月,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拨出近180万美元的款项,专门在危地马拉改善性传播疾病的治疗,加强和人类研究有关伦理培训。但控方对此并不满意,仍坚持上诉。

  随着案件的进展,研究人员也在为如何评判科特勒及其同事的行为,以及如何防止此类事件重演而大伤脑筋。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认为,当初,科特勒和他的上级对自己违反医学伦理的事是清楚的,因为他们在特雷霍特征求过受试者的意见,在危地马拉也设法隐瞒了自己的研究。科特勒的一名同事还告诉他说,美国卫生局长“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说过:‘你知道,这种实验在我们国家是没法做的’,说的时候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但话说回来,在当时,人们对于伦理的认识正处于快速变化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命伦理学家苏珊•莱德勒(Susan Lederer)指出,20世纪40年代的道德标准要比今天“模糊得多”。

  1946年末,科特勒已经开始危地马拉的工作,而在德国的纽伦堡,23名纳粹医生和军官接受了审判,罪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集中营里开展不人道的实验。这次审判催生了称为《纽伦堡法典》的一系列准则,它们规定,实验人员必须得到受试者的同意、受试者必须具有表达这种同意的能力,以及实验必须避免没有必要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尽管这样严格的标准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并非闻所未闻,但遵守它们的人却屈指可数。比如1935年,美国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就表示,研究人员从受试者的监护人那里征得同意就可以了。这一点,其实科特勒也做到了——他在实验前征求过军队指挥官和当地政府官员的意见。再说,他的许多受试者都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在科学家看来,他们根本就搞不明白这些实验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一些顶尖研究者也的确是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研究。比如在1943年,日后因为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于世的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流感研究的领头人小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 Jr),就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精神病院蓄意让病人患上流感,而有证据表明,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同意参与实验。

  科特勒和他的上级显然认为,到了危地马拉,就可以跨越在美国无法跨越的伦理界限了。在西方公司日益将临床实验转移到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这种内外有别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0年,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调查了所有在美国境内营销药品的申请,结果发现2008年一年,就有几乎80%的获批申请是在国外进行的临床实验。

  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学准则往往较低,对法规的执行也不那么有力。比如在印度,就有人权积极分子和国会议员表示,外国的制药公司常常在未经同意或没有解释清楚风险的情况下,在贫穷而又不识字的印度人身上开展新药实验。

  2009年,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同意支付7 500万美元的巨款,以了结尼日利亚儿童在抗生素实验中死亡所引起的诉讼。在此之前,尼日利亚的政府官员和人权人士曾经宣称,辉瑞在实验中行为失当,比如没有获得适当的批准或同意。但辉瑞否认了这些指控,也不承认在结案过程中有任何过失。

  伦理学家对一些今天看来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提出了警示,比如新药实验中选择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以及那些将新疗法看作唯一希望、完全无视其危险的病人。莱德勒指出,有些抗癌新药的实验中会用到毒性特强的成分。她指出:“未来的人们可能会说:‘病得那么严重的人,怎么可能签署知情同意书呢?’”

  在格莱迪看来,危地马拉实验的教训也正是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准则:不是什么研究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信息透明是关键,科学家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人类。

  不过她也表示,在临床实验中,并非总有一条清晰的伦理底线。“当你在特定的案例中细究底线的意义,分歧就出现了。”对危地马拉实验而言,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教训。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有许多研究者(甚至是大多数)同意,某一个做法或某一条规则是正当的、必要的;但对于后代来说,前人的野蛮又是那样显而易见。

  本文作者

  马修•沃尔特是纽约的自由撰稿人,理查德•莫纳斯特斯基(Richard Monastersky)做了补充报道。

  伦理的演变

  性传播疾病(STD)是20世纪40年代的卫生官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时的许多医学研究——包括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的实验——都使用了在今天看来违反伦理的方法。尽管相关的伦理标准已经在过去几十年有所提高,临床研究者们却一直在突破科学研究的底线。

  194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12月大的婴儿被蓄意感染了疱疹。研究结果遭到一位科学编辑的拒绝,但最后还是登上了1942年的《儿科学杂志》(Journal of Pediatrics)。

  1943年:研究表明,青霉素是治疗梅毒和淋病的有效药物。

  为攻克性传播疾病,美国军方和公共卫生服务部在研究、治疗和宣传上拼尽了全力。

  1944年:约翰•科特勒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所监狱开展实验,囚犯被感染性病,以测试一种防病技术的效果。

  1946年:科特勒在危地马拉的实验最终使1 308名囚犯、士兵和精神病人接触了性传播疾病。这支美国研究队伍还从1 384名儿童身上抽取血样,以评估性传播疾病的诊断测试。有证据表明,这些受试者并非是自愿参与研究的。

  1946年—47年:对德国纳粹军医的审判催生了《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法典规定,实验人员必须在实验前获得受试者的同意,在实验中也要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1953年:科特勒在纽约的辛辛监狱开展了一项实验,他给囚犯注射梅毒,其中的一些提前接种了尚处于实验阶段的疫苗。

  1956年:研究者在纽约的柳溪州立学校(Willowbrook State School)开展了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让那里的智障儿童感染肝炎。

  1963年:几名医生在纽约的犹太慢性病医院(Jewish Chronic Disease Hospital)将活的癌细胞注入住院的老人体内,事先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科研伦理的辩论,促使美国政府对科研采取了更严格的控制。

  1972年:美国政府叫停了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举行的一项长达40年的实验。实验中,数百名感染梅毒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观察了数十年,期间未得到治疗。

  2010年: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揭露了科特勒在危地马拉实验中的腐败行为,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致歉危地马拉,并对此事开展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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