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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最早的"城里人" 禹别九州商户或为鼻祖

http://www.kexue.com 2013-07-08 09:30:04 北京晚报  发表评论


清代北京人生活图卷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城镇化”近年来似乎成了一个热词。所谓“城镇化”,亦即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农村人”转为“城里人”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作为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城镇化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

  中国最早的“城里人”出现在何时?

  “禹别九州”商人被视为最早的“城里人”

  若上查三代,现代的“城里人”大多是农村人。中国最早一批城里人出现于何时?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城里人的诞生时间与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时间基本一致。由于商品交易形成,出现了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商人,“城”、“乡”首现分离,由此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原始城镇化运动,即学术界所谓的“城市革命”。

  中国最早的一批“城里人”是商人。早期商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贵族才有剩余物品参与交易的可能。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第一批“城里人”的出现,不会晚于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夏代,距今至少4000年。从《史记》等史料记载分析,当时应该有过多轮原始城镇化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一场“城镇化”运动,应该是夏禹主导的。《尚书·夏书·禹贡》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即禹把全国划定徐、冀、兖、青、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级行政区。“九州”中的每一州都应该建有一个地区性中心城市。

  商朝因祖上分封于“商”这个地方而得名,商朝的人善于交易,其灭夏在财富上的原始积累,就是通过用“绣”这种纺织品与夏做粮食贸易完成的。商建国后,做生意已成商朝人的社会职业,“商人”概念因此而来。

  古代第一波“城镇化”高潮是哪个时期?

  《左传》统计出春秋时期新建城池达63个

  进入东周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国民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变化剧烈,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大兴土木、构筑城池,“都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镇数量剧增,古代中国的城镇化运动,由此迎来了第一波高峰。

  相当于现代“地级市”、“县城”概念的郡、县行政区划,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学者就《左传》所记做过统计,春秋时期新筑的城池多达63个,实有城市68个,另5个是重修扩建的。

  另据《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里的数据,整个春秋战国时期35个国家的城镇总共有600个,其中晋国91个、楚国88个、鲁国69个、郑国61个、周国50个、吴国10个。实际数量当超过此数,有学者认为有八九百个。

  这期间,“城镇化”运动搞得最好的,应该是齐国。齐国首都临淄规模很大,有几十万常住人口。据《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条,纵横家苏秦看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从苏秦所见所闻中可以发现,当时的临淄十分富有殷实,“GDP”应该远高于其他诸侯国城市。因此,城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更有趣的是,那时齐国已有球迷一族,临淄因此被国际足球联认定为人类足球发源地。

  据《史记》、《战国策》诸史书记载,齐国至少有81个大小城镇,以每城万户、每户5口人来算,平均每座城市有5万常住人口,并不逊于现代县城规模,可见齐国城镇化程度之高。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北京所在的燕国都城“蓟”(今北京西南),也是在这一轮全国性城镇化运动中崛起的,成为当时北方的中心城市。

  古代郡县等规模的确立始于何时?

  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秦汉时期,“城镇化”水平出现质的飞跃,郡、县等规模的小大被逐渐确立。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嬴政统一六国,刚当上“始皇帝”后,便“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即将全国分为36个郡级行政中心。也就是说,当时的全国中心级城市至少有36个。

  汉代的“城镇化”规模更创下历史之最。《汉书·地志下》记载,汉代全国分为130个郡国,有1587个县邑,6622个乡,乡镇数以万计。一位名叫藤冈谦二郎的日本学者说得更夸张,他估计西汉后期(公元2年)中国共有大小城镇37844个。据民政部的统计,现代中国截至2009年底全国乡镇级行政区划仅34170个。

  宋代,商品交易日趋发达,在出现世界上最早流通纸币“交子”的同时,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镇得以迅速发展。宋代全国有1106个县、1644个镇,每一座县镇都会增加许多非农业人口。

  明清时期,中国的城镇数量进一步增加。美国学者施坚雅在《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论著中提出,清末(公元1893年),除东北和台湾外,全国有各类城市、集镇39000个,其中城市958个,市镇2319个。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遇到了与现代一样的问题,突出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参差不齐。如在明代,东南沿海地区市镇较集中,发展较快,据《中国古代的市场与贸易》里的数据,苏州7县有市镇95个,平均每县约14个;松江府3县有62个市镇,平均每县约21个。北方、中西部地区分布则较少。

  古代的城镇规划有何依据?

  《考工记》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

  现代城镇讲究科学规划,可持续发展,古代亦然。

  上古三代时已出现原始的城镇规划理论,其内容和行为上在今天看来甚至包括迷信成分,较为盲目。如商代,往往根据占卜的吉凶,来指导规划。安阳殷墟上出土的一块甲骨上,便发现了择地迁都建城的记载。

  到了周代,中国的城镇规划水平已很高,出现了在今天看来也不失科学成分的规划理论,其精华都在一部《易经》里。在现代民间仍流行的古代城镇规划、选址理论“堪舆术”,即民间所说的风水术,即受到《易经》的深刻影响。

  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洛阳,就是这种规划理念的结晶。《尚书·周书·召诰》中有这样的记载:“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大概意思是,周成王在丰(今西安市西南),打算住到洛阳,委派周召公先去勘察地址,进行建筑的总体规划。

  吴国都城阖閭(今苏州)的选址和规划,则直接受到《易经》的影响,规划师是伍子胥。《吴郡志》记载,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城大城。有陆门八,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卦。”

  古代的城镇规划强调“礼制”,讲究等级、尊卑和秩序等传统建筑伦理,其具体思想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即都城一般是9里见方,每面3门;城中南北和东西方向的道路各开9条,路宽7丈2尺……“营国制度”作为都城规划理论,成为古代兴城建镇的主导思想。

  中国古人如何“农转非”?

  南宋时期三年办一次“乡村户” 转“坊郭户”

  古代城乡居民比例,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内容。其实很难有准确数据,现有的一些说法都是推算出来的,因此观点各异。

  唐宋城乡人口分别称作“坊郭户”和“乡村户”。综合中外学者观点,坊郭户占总人口比例,西汉在30%上下;宋代在12%左右;明代约为9.7%。到了清代,“城里人”绝对总数超过2500万,但城里人所占比例并不高,有学者推算,仅为宋代的一半左右。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城镇数量一直在增加,城乡人口比例却一直下降,这与农业人口基数越来越大有关。

  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进程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古代原则上是限制“农转非”的,这与人头税的收取和提倡农耕的“重农抑商”思想有直接关系。

  然而,古代的户籍同样“卡”不住古代农村人进城,特别是在饥荒年间,由于城里赈济及时,农民纷纷背井离乡,跑到城里谋生,于是形成无业流民云集的情况。

  对这些没有户口的“流民”怎么处置?各朝采取的措施并不一样。南宋朝廷一般是分别对待的办法,积极救助,疏堵并用。首先为“流民”建立临时户籍档案,发给相当于现代“暂住证”一样的“收执”,凭此领取福利(钱、米等),“流民”离开时销毁“收执”。另一方面接收投资“移民”,有钱有条件的“流民”可转为“坊郭户”。

  因宋代户籍划分和变更登记三年搞一次,当时一般三年办一次“农转非”。据《宋会要·食货》记载,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户部曾上奏:“西北流寓之人候合当造簿年分推排施行”。一批所谓的“西北流寓之人”,遂被划分户口等级,“农转非”而成为“坊郭户”。

  但有条件“农转非”的流民毕竟是少数,更多“乡下人”还是要被动员、鼓励回乡务农,或住到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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