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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考古大发现 或揭示现代人起源与扩散

http://www.kexue.com 2013-08-21 10:34:54 化石网  发表评论

  “两万多年前,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来到一处今天叫做水洞沟的地方……就地宿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这是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对水洞沟旧石器遗址群的描述。他认为,水洞沟遗址群“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

  位于宁夏灵武市的水洞沟遗址群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但长久以来,学界对其文化传统归属莫衷一是。日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及其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水洞沟地区本土人群受到了外来的影响,但仍保持着连续演化的主旋律,关于现代人起源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在该地区有着坚实的考古学基础。

  “水洞沟文化”这一术语不科学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宁夏银川附近发现并发掘水洞沟遗址,揭开了一场浩大学术活动的序幕。1960—1980年,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裴文中率领的考古队、宁夏博物馆与宁夏地质局联合考古队先后开展了三次发掘工作。2003—200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系统性发掘。

  目前,水洞沟遗址群包括12个旧石器地点,在世界特别是东方史前人类和环境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重大的影响。长久以来,对独具特色的“水洞沟文化”渊源存在着“本土起源说”和“西来说”的争论。从大量学术论文中不难看出,部分学者基于遗址出土了大量与欧洲莫斯特和奥瑞那文化时期相似的石器,认为可能是西方古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另有学者坚持“本土起源说”,认为在山西丁村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到其萌芽;还有学者认为,“水洞沟文化”是东西合璧的史前文化。

  随着近年来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水洞沟文化”石制品的技术特点和文化归属有了新的认识。据高星介绍,新研究表明,水洞沟石叶技术并非起源于本土,而是从西方、西北方传入,应该是在末次冰期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先民群体南下带来的。这一推断在考古技术分析中得到了一些实证依据。

  研究团队进一步研究认为,水洞沟遗址群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同时段的特点,存在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因而不存在单一的文化形态,而是欧洲旧石器、华北小石片、细石器三种文化形态的混杂。“水洞沟文化”这一不科学的术语应被摒弃。

  “讨论水洞沟遗址的技术性质和文化归属,一定要走出之前将不同时代、不同技术体系文化遗存混为一谈的误区,分清地点和时段,把不同时期东西方人活动的年代剥离清晰,否则就会上演‘关公战秦琼’的滑稽戏。”高星说。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获证据支撑

  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是目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热点。“多地区进化说”和“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进行了持续20多年的学术论辩,裹挟了诸多学科领域,包括化石人类学、分子生物学、考古学等。高星及其研究团队通过水洞沟遗址石叶技术、古人类的工具和生活方式、墓葬、装饰品等,来推测早期现代人起源的时间、地域和迁徙路线。

  水洞沟遗址群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早期现代人群和文明的孕育关系较为密切,因而基于水洞沟石器技术特点和文化归属的分析,对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研究的意义也逐步显露。

  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欧弗·巴尔-约瑟夫根据水洞沟遗址出现的勒瓦娄哇技术产品和石叶等遗存的线索推测,原先被认为仅生活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尼安德特人可能已经向东迁徙和渗透,到达以水洞沟为代表的中国西北地区和以吉林延边的一些遗址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反映出不同地区古人群互动融合的过程。这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提出的中国部分早期现代人体质特征中包含尼安德特因素不谋而合。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惠民告诉记者,这些遗存是早期现代人自西向东迁徙的证据。

  但是,这一文化组合很快消失,对后期文化未产生明显影响,那么现代人是如何继续演化的?带着这个谜团,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水洞沟遗址包含石叶制品的文化体系结束后,新层位的文化遗存中有热处理痕迹,还有装饰品、磨制骨器、精美的刮削器和以火塘为中心的对居址的复杂利用方式,这些都是现代人的行为特征,因此学者认为早期现代人仍然生活在这里,但是换了群体和文化技术表现方式。

  高星认为,该地区出现过来自西方、西北方人群短暂生存留下的遗物与遗迹,但这些人群并没有对本土人群产生整体替代,他们消失后这里出现了土著人群,在石器技术上保持固有传统并出现创新。他们是早期现代人大家庭的成员,而且后来演化成东亚蒙古人种的广大现生人群。这说明,本土人群受到了外来的影响但仍保持着连续演化的主旋律。因而,关于现代人起源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在该地区有着坚实的考古学基础。

  高科技将研究推向纵深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研究过程中获得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均与采用高科技手段密切相关。

  水洞沟遗址群考古发掘中的一个重点工作是利用高科技对遗址进行测年。高星及其研究团队采用不同方法对遗址群各地点各层位的多个样品进行分析测试,经过交叉验证后得出年代框架,进而得出一个突破性结论——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包含多个层位、多个时代,人类活动集中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但下部的个别层位可能属于更早时期,在这里可以建立起先民生存演化的时序性框架。

  据高星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中还利用了多种新技术,如工具上残留物分析、石器微痕分析、热处理分析等。用精密仪器对工具上残留物进行提取,分析古人类使用工具的加工对象,判断其动植物食材;通过大量模拟实验比对,判断石器上微痕的生成原因,进而推定古人类的食物加工方式、日常生活行为等。

  另一项研究成果是对人类热能转移应用的发现,即水洞沟先民间接用火进行“石烹”的历史。“石烹法”在民族学资料中有诸多记载,即把烧热的石块投入装有食物和水的容器,以此煮水熟食。据王惠民介绍,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的烧石材料将“石烹法”的历史提前了1万多年,并可能在东北亚的晚更新世人群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建立起新的历史纽带。

  最新研究还通过大量的对遗址年代、环境背景、石器技术、骨制品、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策略分析,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中国北方地区古人类的适应策略类似于知名考古学家宾福德提出的“采食者—集食者”模型中的一种策略。这一发现对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东亚人类行为多样性、技术传播与交流作了补充。

  对于未来的研究工作,高星表示将会更加细致深入。他说:“人是文化的主体,如果能在下一阶段找到人类化石,对揭示古人类族群属性、生存状况、演化阶段和解剖学特点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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